張順平來自河北，今年18歲，是圓通北京某快遞站點的快遞員。雙十一期間，他把鬧鐘定在5點15分。這時的北京天還沒亮，氣溫在0℃上下。而他需要盡快從宿舍趕到快遞站點集合。6點鐘，站點老板會在那兒拍照，沒在照片里的快遞員會被扣除至少50元。張順平不想成為那個沒在照片里的人，但8月份他就因為遲到被罰了1000多元。

　　“我第一個月來的時候算下來還賠錢呢，工資連飯都抵不上，”張順平對記者說道。

　　張順平面臨的罰款名目不止“遲到”這一項。他表示，曠工、遲到1小時以上、沒簽到、被投訴、簽收率不合格等情況都可以成為罰款的理由。

　　在勞動法專家看來，張順平遭遇的一些罰款理由可能涉嫌違法。匯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勞動法專業委員會執行主任洪桂彬律師向記者表示，“如果是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的前提下，比如快遞件丟了，那么對快遞員的罰款是可以的，但是對曠工或遲到等沒有造成損失的行為的罰款，這些就屬于違規了。而且按照國家《工資支付暫行規定》，一般罰款也要保證不超過月工資的20%。”

　　事實上，張順平的經歷并不特殊，“以罰代管”可以說是快遞行業的普遍現象。今年9月，由快遞物流信息服務商快遞100發布的《2021年中國快遞員權益保障問卷調研》顯示，受訪快遞員當前最擔心的問題是投訴罰款過多，近六成快遞員每月被罰200元以上，27.1%的快遞員每月被罰200~500元，25.98%的快遞員每月被罰500~2000元，還有4.35%每月被罰2000元以上。

　　層層罰款條目之外，快遞員還面臨著無底薪、工作量和收入不匹配、勞動合同簽約率低、社保福利難覆蓋等問題。對此，交通運輸部、國家郵政局等七部門于7月8日發布了《關于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提出了制定派費核算指引、制定勞動定額、糾治差異化派費、遏制“以罰代管”等四個方面的舉措。

　　超負荷的派件量

　　在電商經濟的推動下，快遞行業的發展勢頭依舊迅猛。11月13日，國家郵政局公布2021年10月郵政行業運行情況，10月份，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完成99.5億件，同比增長20.8%；業務收入完成909億元，同比增長12.1%。1-10月，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867.2億件，同比增長34.7%；業務收入累計完成8339.8億元，同比增長20.7%。

　　增長的快遞業務量牽動整個物流網絡，最終壓在末端網點的快遞員身上。張順平對記者表示，他平時每天派送200~300件快遞，工作時間大約13個小時；而雙十一期間則需要派送700來件，送不完半夜還得加班。

　　其他快遞員也面臨著超負荷的派件壓力。孫能曾經是中通長沙某快遞網點的快遞員。從業的兩年時間里，他每天早上6點半到站點分揀，分揀完派送，差不多忙到中午12點；下午1點半又要分揀，下班時間有時候是6點半，有時候是7、8點，如果要處理問題件的話會更晚；雙十一、“618”這類電商節期間，晚上10點多都還在工作。今年10月，孫能做出了辭職決定離開快遞行業，他的家屬對記者說：“沒有錢賺也沒有錢發，還不趕快辭職？”

　　京東武漢某站點的快遞員方遠興則對記者表示，平時是早上7點到快遞站分揀，忙到晚上6點或8點下班，雙十一電商大促期間，他的工作時間則變成“朝五晚十”。快遞驛站 易郵驛站 快遞柜 易郵柜

　　國家郵政局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顯示，從事末端攬投的快遞從業人員中，有38.05%每天工作10~12個小時，24.51%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

　　然而，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卻并不意味著收入過萬的工資待遇。快遞100的調研數據顯示，在收入層面，54%的快遞員每個月收入少于5000元（含），32.96%的快遞員每個月收入在5000-8000元之間，月入過萬的快遞員僅占4.04%。 工資發放方面，表示工資可以基本準時發放的快遞員僅占不到一半，三成快遞員所在公司“壓工資嚴重”。

　　據記者了解，快遞行業實行計件工資制度，快遞員沒有底薪和加班費，工資來源是派費，也就是快遞員收取和派送一票快遞所得的收入。因而，在派費不變的情況下，快遞員不得不通過多送快遞、多收件來增加收入。

　　張順平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目前的派費每單1.1元，其中0.35元用于投遞豐巢快遞柜，因此每單只能收入0.75元。他向記者展示的豐巢柜投遞費用顯示，9月份他投遞快遞柜一共花了將近1000元，全部由自己承擔。

　　“我不往里投會浪費很多時間，其他的就沒法送了，我必須投柜的，”張順平說。

　　孫能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原來的派費是每單1元，但從9月1日開始，站點老板就把派費降到0.8元。因為每天要配送的快遞量大，且公司有簽收率的要求，為了節省時間，孫能往往將快遞存放在菜鳥驛站，每單需要花費他0.4元。

　　快遞量大的時候，快遞員往往需要投放快遞柜或驛站才能完成當天的配送，否則會因為快遞延誤而被罰款。而投放快遞柜或驛站的錢需要快遞員支付，相當于每單派費會被扣去幾毛錢。但是，消費者可能會因為拒絕投柜而投訴快遞員，而一次投訴可以扣掉快遞員一天或數天的收入。這就可能使快遞員陷入一個怪圈：快遞派送得越多，派費越低，罰得越多，掙得越少。

　　另外，快遞行業的價格戰曠日持久，單價一降再降，快遞員送出的每票快遞都變得更廉價。雖然中通、圓通、韻達、申通、百世和極兔速遞6家加盟制快遞企業均宣布于9月1日起上調0.1元的派費，但多位快遞員卻對記者表示并沒收到上漲的派費。智能快遞柜近鄰寶的快遞員黃先生向記者表示，近期派送費漲價0.1元，但快遞員沒有拿到，而是網點老板拿了。

　　李升在廣東承包了一個四通一達快遞系的網點，對于9月1日起派費上調一事，他則向記者表示，自己網點的快遞員都收到了上漲的派費，反而自己作為承包商不僅沒有受益，還要承擔派費上漲帶來的經營成本。“網點承包商是要向快遞平臺開發票的，上調0.1元的派費意味著每單要比原來多6個點的開票成本，這筆費用算下來，我一個月大概要多出3萬塊錢的開支，”李升直言，派件成本越來越高，沒有利潤，市場太透明了，網點也不好做。

　　以罰代管“潛規則”

　　失衡的派件量和派費收入之間，暗藏名目眾多的罰款“潛規則”。

　　10月31日，在談到今年的“雙十一”大促時，張順平表示：“雙十一我能挺過來（工資）還有希望過萬，挺不住送不完貨就能賠死。”

　　張順平在擔心的是因簽收率不合格而被罰款。一般地，快遞員每天派送有簽收率的要求，如果當天要求配送的快遞沒有簽收就算快遞延誤。在張順平工作的網點，快遞延誤每單需要賠償2.5元。按派費1元計算，如果快遞員當天送出500個快遞，可以收入500元派費；而剩余的200個快遞因為沒有及時簽收，一共需要賠償500元。這意味著快遞員一天白干。

　　離職前，長沙中通的孫能也受簽收率困擾。在他工作的快遞站點，快遞延誤1個要罰款1元。孫能的工資表顯示，今年6、7月，他因為簽收率不達標分別被扣了324元和197元，占當月到手工資的6%和3%。

　　另外，多位快遞員告訴記者，因為丟件、快遞破損被客戶投訴也是罰款的主要原因，罰款金額從幾十到幾千不等，足以抵消他們一日或數日的工作量。除了罰款，他們還得賠償丟件和快遞破損給客戶造成的損失。這等于快遞員需要出兩份錢，一份是給公司的罰款，一份是給客戶的賠償。因而，面對丟件、快遞破損的情況，快遞員往往會選擇主動賠錢，跟客戶私了。

　　“直接賠是因為怕拖久了人家投訴，感覺賠了就沒后事了，不然拖久了客戶就開始投訴，投訴就扣兩份錢了，”張順平說。

　　是否送貨上門也往往成為快遞員和消費者的矛盾所在。快遞100發布的《2021年618快遞服務質量大數據報告》顯示，近70%的快遞員在618期間遭到投訴，且過半投訴超過3次；在發起投訴的人中，超過70%是因為對快遞不送貨上門表示不滿意。

　　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前幾天，張順平因為直接把快遞放快遞柜而被投訴了。當時深夜，客戶打電話讓他送過去，他說已經下班了明天再送。結果客戶下樓到快遞柜取完快遞，回家后就直接投訴他了。投訴成立之后，他直接被扣了80元。

　　多位受訪的快遞員對記者透露，接到投訴之后，公司往往不會對事實進行核查，而是直接扣取快遞員的費用，因而惡意投訴也得快遞員承擔罰款。快遞驛站 易郵驛站 快遞柜 易郵柜

　　京東快遞員方遠興兩個月前就遇到了一起惡意投訴。他給客戶送一個機箱，客戶當場打開看，覺得沒問題就簽收了。一個多小時之后，領導告訴他，他被那個客戶投訴了。方遠興趕緊打電話給客戶詢問情況。客戶說，他當時沒有仔細檢查，等快遞員走后才發現包裝上有一個洞。在京東，快遞員對投訴不滿是可以反饋的，所以方遠興就發起申訴，通過錄音證明是當面簽收無誤。但申訴最多只能撤銷罰款，賠付還是得由他來承擔。這次賠付大概需要賠100多元。

　　通達系快遞向上反饋的渠道則沒那么明晰。當記者問到是否有申訴渠道時，通達系快遞員工的回答是“沒有”或“不知道”，因而面對惡意投訴時，他們只能默默接受。

　　“以罰代管簡便易行，對加盟站點和快遞員的震懾作用大，因此被快遞企業廣泛應用，但是這種負面激勵管理方式簡單粗暴，易引發抵觸情緒，造成快遞行業末端的快遞員流失多，穩定性差，不利于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婁宇向記者分析稱。

　　用工主體不明確

　　規范用工一直是快遞行業的痛點。快遞100的調研數據顯示，46.71%的快遞員沒有和所在快遞公司簽合同；在已簽訂的合同中，近兩成所簽的屬于承包合同，16.58%簽署的是勞務/勞動合同。

　　今年6月，張順平因為找不到工作，就到快遞站應聘快遞員。應聘成功后，老板沒有跟他簽合同，說辦完工號就等于簽了。 “我也沒想什么，反正工資能到手就行。現在就天天扣我錢，哪里都扣，上個月還不知道為啥又交了3000塊錢押金，”張順平對記者說。近鄰寶快遞員黃先生也沒有簽合同，沒有底薪，社保和公積金需要自己繳納，收入來源就是派費。

　　方遠興則向記者表示，在京東快遞工作有簽勞動合同，也有交社保和公積金，但是沒有底薪一說。

　　李升作為快遞網點承包商，表示他和快遞員簽署的就是所謂的合作協議，而非勞動合同。“通達系快遞平臺主打低價市場，這決定了他們必須走加盟模式，根本承擔不起直營模式的用工成本，”他透露，幾乎所有快遞承包商都是這樣處理的，如果哪個敢說自己能簽勞動合同，基本都是忽悠人的，除了京東和順豐。

　　記者從勞動法專家了解到，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算法等新技術手段驅動的平臺新業態用工比較復雜，快遞行業的用工形式多樣，包括全日制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勞務派遣、勞務外包、平臺新業態用工的專送和眾包等。目前快遞企業主要分直營制和加盟制，其中順豐和京東采取直營制，直營制快遞平臺會和快遞員簽訂勞動合同，在用工方面更加規范。

　　婁宇教授向記者表示，快遞行業沒簽勞動合同現象普遍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用工形式復雜，非經司法程序認定，很難判斷是否能夠成立勞動關系，二是勞動關系管理嚴格，用人單位負擔重，不建立勞動關系可以節約人力成本。

　　未簽訂勞動合同使得快遞員的用工主體不明確，勞動關系認定困難。而這帶來的影響是，快遞員在工資薪酬、勞動保護、社保福利等方面缺乏有效保障。

　　多位快遞員對記者表示，自己屬于“三無”人員，無勞動合同、無底薪、無社保。而根據快遞100的調研數據，71%的受訪快遞員所在公司沒有為其繳納社保和公積金，有繳納部分或全部的僅占不到兩成。

　　對于快遞員工資薪酬，李升表示網點承包商也有自己的難處，難處特別體現在平臺的派費結算周期長，層層向下傳導壓在網點身上。“和平臺談加盟，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判判優勢，面對的只能是平臺的霸王條款，對于派費結算周期，并沒有明文規定，平臺經常以各種理由推脫，網點只能先行墊付，每個月按時給快遞員結算派費，”李升說道。

　　據李升介紹，快遞員收入主要分兩個部分，基礎派費和派費補貼，其中基礎派費結算一般都比較順利，難處主要出現在派費補貼上。通常情況是，快遞平臺會以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的周期和李生的網點結算派費補貼，但最長周期有達到3個月之久。在這么長的周期中，李升只能先行墊付資金給快遞員。

　　近年來，伴隨快遞員等新業態經濟用工體量增長的，還有攀升的勞動糾紛。數據顯示，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并審結的因新業態用工引發的勞動爭議二審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從2015年至2020年分別為5件、12件、12件、20件、29件和65件，集中在網約車、快遞物流、外賣送餐、網絡直播、家政服務、互聯網金融等行業，其中又以網約車、快遞物流為糾紛高發行業，涉及案件數量分別為68件、27件，占比分別為47.55%、18.89%。

　　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面臨的痛點，人社部等八部門于7月22日發布《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指出，對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勞動者權益受到損害的，平臺企業依法承擔相應責任。

　　“現行的勞動關系界定采用的是二分法，即勞動關系和非勞動關系。目前政府學界在討論三分法，即增加‘不完全勞動關系’，”洪桂彬律師表示，相關法律完善涉及到理論基礎重塑，耗時長，因此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來說，當務之急是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和工作最基本最棘手的問題，例如加強社會保障，購買社會保險，把靈活就業人員納入到基本勞動保障范圍。